“雅安依然美丽”主题画展开展

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高度的政治性仰赖一个专业、中立和权威的机构来消解，司法机关作为最不危险部门较为恰当，这是立足于人们对法官的信任。

质言之，将其保持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设计在全国人大之内，能够确保合宪性审查的原意，使之符合我国的政体要求。本文认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领导水平，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这是首先而且始终必须牢固树立的观念。

马歇尔大法官说，马伯里当然可以起诉国务卿要求获得委任状，这是他的权利，但根据宪法他无法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马伯里选择最高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的法律依据即《司法法》与宪法冲突了。如无此项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利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在审查程序上，它在事前针对议会正在进行的立法进行有实质约束力的抽象审查，部分组织法法案和政治性法案必须提请审查，议会、总统、总理还可以就其他法案主动提请审查。[46]刘松山：《1981年：胎动而未形的宪法委员会设计》，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影响和制约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有效运行的原因既有制度机制性的，也有观念性的。

程湘清：《关于宪法监督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4期。事实上，正是合宪性审查的权力被法院掌握之后，司法权的意义才更加突出。第二，乌玛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作为这种共同体联系纽带的不再是部落社会中的那种血缘关系，而是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社会关系的多元化，权威的强度不断升级，权力的层级日益增多，公共权威开始异化，成为了凌驾社会之上庞然大物，成为了少数人压迫民众的机器。他们主张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求宪法的资源，以古老的伊斯兰教国家作为管理模式来构建现代的宪法。" 图拉比的上述观点已经受到了批评。为此，他还指出了法学家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包括正确解释法律、积极宣传教义、努力成为道德楷模以及唤醒民众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制定法律。人们已经看到了伊斯兰世界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或者基于自然竞争与博弈，如族群中的勇武之士。这些主张对于1979年后伊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这样既可以使宪政具有伊斯兰的精神，同时具有现代适应性。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就有人提出并论述了分权理论，近代以来这一理论由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加以系统发挥和充分论证，并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当代穆斯林应当接受宪政这个概念，并根据自己的社会条件予以创造性运用。三是建立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四是以伊斯兰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埃及爱资哈尔大学1978年提出的《伊斯兰宪法草案》便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主张。

这多少有些类似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律传统。在伊朗，1979年宪法对原来宪法的内容做出了重大修改，由原来的人民主权转向强调宗教主权。

(4)伊玛目有时"隐遁"，但将来会以救世主的身份再临人世主持正义，这多少会使人想起基督教中关于耶稣复活的理论。他虽然承认《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关于国家形式的具体规定，伊斯兰法也没有涉及系统的宪法理论，主要是关于宗教事务和民事与刑事事务的规定，但他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国家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必须与伊斯兰法中有关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原则精神完全保持一致。

其次，它确立了"安拉及其使者"的最高权威。在与宗教的关系上，有的倾向于世俗体制。元首必须睿智善断，精通法律，尊重民意，遇事与法律家充分协商。在1839～1976年的改革运动中，除了制定了大量民、商法律、刑事法律和法院组织与诉讼程序法之外，还制定并颁布了宪法。有的倾向于神权政治体制。阿萨德在《伊斯兰教国家与政府原理》一书中认为，宪政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

他们认为，虽然《古兰经》没有提到宪政这个词语，但是《古兰经》的宗旨是希望人类生活得更好，人类的思考和经验已经证明宪政对于实现《古兰经》所昭示的公正和健康的社会有益无害。宣布所有臣民不分种族和派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他指出，这种国家"不允许对沙里亚提出异议，因为它是真主的法度，是对法律规则的系统阐述，这些规则契合任何时代的人性，符合人类社会的真实要求，因为它规范的是那些按永久不变的人类生活"。另外，乌玛的职能和形式被一次性规定，并仅仅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所建立的乌玛为唯一模式，因而这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乌玛是传统伊斯兰教关于国家和政府理论的基础，在整个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历史中，穆斯林一直以它作为理想的政府管理模式，人们甚至未能构想其他的国家与政府管理模式，而只是对这一模式予以不同的解释或细节上的精制。

宣布不得以宗教为由对人们进行歧视，对于改变宗教信仰者不再以叛教罪处以死刑。当然，这样的选择也必然存有困难，文化冲突与法律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一主张充分反映出该派原始平等的主张。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宪法也都深受西方宪法的影响，其中在西化道路走得最远的是土耳其。从理论上讲，乌玛的首领是安拉，并且仅仅是安拉。因此，哈里发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中的权威都是有限的，其地位无法与穆罕默德相比。

第二，确认了分权原则和建构了分权体制。通过这种方式雅典所有男性自由人都有机会轮流执政，因为这种权威是来源于民众，所以称作民主制。

在阿巴斯王朝前期，古代伊斯兰教国家达到了鼎盛时期。根据这种信仰，在安拉面前，所有信仰者虽然在职务分工有所不同，但他们不分等级，更不因为出身、种族和肤色而受到歧视。

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的难题：如果哈里发的言行与伊斯兰法不一致，民众究竟应该服从哈里发还是应该服从法律?历史上这类冲突屡屡发生，也有人主张对于违法之哈里发予以废黜。但是总体而言，在所有古代社会，这一问题都没有在理念和制度中得到妥善解决。

在他看来，"现代的伊斯兰政府只要依照伊斯兰法执政，就能确立并实施管理社会的规范和政策"。另外，该草案出自埃及，那里非穆斯林的人口很多，而它却只自不提非穆斯林(如科普特族人)的权利和地位，甚至没有指出这些非穆斯林是否属于公民，可见这个宪法草案所保护的权利与自由主要着眼于男性穆斯林。面对西方的挑战和帝国的内部危机，在改革力量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继"新秩序"运动之后推行了更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迁徙、通讯、集会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等。

这不仅因为任何与这种模式相悖的观点受到禁止，甚至要被作为异端予以处罚，而且因为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和法律理论本身一般都难于实现自身超越。在他看来，这个最高仲裁机构应有权否决违反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现行法律和政策。

第五，宪法不稳定和发展不平衡。有些国家目前还没有宪法，或只有某些发挥宪法功能的纲领性文件。

    就现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宪政实践来看，不同国家虽然由于特定的宗教、政治、经济和其他条件而表现出不同姿态，有些国家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姿态，有些国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改革姿态，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上述最后一种姿态，即试图将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条件加以整合，将伊斯兰法与西方的宪政理念与制度予以协调。与此同时，伊朗由原来的世俗政权转向了神权政治，由原来的宪法至上转向了伊斯兰法至上，一切与伊斯兰法不一致的法律都被宣布为无效。